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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一个香港记者感悟的香港十年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重新上扬。但是这场刚刚开始的风暴,却暴露出一些证券行的问题。1998年1月,百富勤宣布清盘,我还记得“红筹之父”梁伯韬对着我们的镜头,向所有香港人流下的眼泪。不过他的眼泪比不上小股民的辛酸,一个星期之后,正达集团名下的正达证券和财务公司因为财政和流动资金出现问题宣布倒闭,1万多名小股民血本无归。

  8月,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下跌到6600多点,香港银行门口,出现了挤兑的人龙。每当想到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银行大堂里的那些小股民,看着股票报价时茫然无助的眼神,以及定格在那里的身影。那时的香港,走在街头随时可以感受到萧条,房价大跌,负资产出现,到处都是开仓清货准备结业的红色标语,怵目惊心。最终,特区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港元。

  回忆这段日子,当时还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说,他也哭了,因为压力,因为他要动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香港人的。

  不过也正是这场金融风暴,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香港人的精神。对于资产缩水和财富减少,抱怨政府的人并不多,人们最多感叹一下自己运气不好,然后又开始埋头赚钱,要改变的,只不过是原本吃大鱼大肉的习惯。而香港人又是健忘的,当股市楼市再次畅旺时,鱼翅捞饭又开始恢复正常。

  这一年的1月29日,当时的终审法院官李国能就“吴嘉玲案件”作出裁决,成为终审法院首次涉及“基本法”的案件。李国能多年后坦言,自己非常清楚这次判词将会有深远影响,因此非常小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判决会引起香港回归后首次的宪政风暴:第一次人大释法。

  回归之后的第三天,大批无证儿童到入境处自首,获得了入境处发出的行街纸,同时也拉开这些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争取居港权的行动序幕。1997年7月,临时立法会通过“居权证”制度,要求所有港人内地子女都需在内地申请居港权。1999年1月,终审法院裁定,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如果能够证明父亲或者母亲是香港永久居民,赢咖娱乐登录就可以享有居港权。特区政府在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6月份,人大常委会指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出生的时候,赢咖娱乐登录父亲或者母亲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才有居港权。

  十年之后,李国能回忆起当年的判词,他说他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他会作出同样的判决。他希望公众能够明白,人大释法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宪政安排的一部分,而内地和香港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对于“基本法”当然会持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有一点共识,就是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大才会释法。之后的2004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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